那天接到民俗研究所电话时，我正蹲在出租屋门口嗦泡面。
汤有点咸。
手机屏幕上跳动的号码我认识，尾号四个1，是研究所对外联络处的专线。
我吸溜完最后一口面。
按了接听。
“喂？”
“黎筝同志吗？”
对面是周主任一贯平稳的声调，“你上次提交的关于‘城市地气脉络与公共安全节点关联性’的报告，专家组看过了。”
我捏着塑料叉子的手顿了顿。
“哦。”
“结论是，具有高度实践参考价值。”
我等着那个“但是”。
“但是，”周主任果然说了，“理论模型需要实际数据支撑。
研究所决定，由你牵头，组建一个临时观测小组。”
我差点把叉子掰断。
“牵头？
我？
周主任，我就是个……上交了‘特殊感知能力’的前算命摊主。”
周主任接得飞快，带了点难得的笑意，“现在是民俗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黎筝同志。”
行吧。
身份转换三年了，我还是不太习惯。
这一切的开头，得倒回三年前。
我那个临街的小破算命摊。
红绒布都洗褪色了。
生意嘛，半死不活。
全靠街坊邻居照顾，算个丢猫找狗、孩子考试运啥的糊口。
那天收摊前。
来了个穿夹克的男人。
四十出头。
板寸。
眼神跟钩子似的。
他往我那个吱呀作响的塑料小凳上一坐。
“算算。”
我眼皮都没抬。
“问什么？”
“找人。”
他声音不高，但沉。
我推过去一张黄糙纸和一支快没水的圆珠笔。
“写个字。”
他盯着纸。
手指在膝盖上无意识地敲。
笃。
笃。
笃。
然后，他拿起笔。
写了个“光”。
字写得很大。
力透纸背。
几乎划破那薄纸。
我盯着那个“光”字。
脑子里嗡的一声。
像老电视没信号时的雪花点。
乱七八糟的画面碎片涌进来。
刺耳的刹车声。
浓烟。
扭曲的金属。
还有……一个模糊的、抱着书包的小女孩背影。
在哭。
心口猛地一抽。
疼。
我捂着胸口，倒吸一口凉气。
“西南方向。”
我喘着气，手指不受控地指向那个方位，“车祸……不是意外！
有东西……追着她！
快！
离水远点！”
男人眼神瞬间变了。
锐利得像刀子。
他猛地站起来。
塑料凳被他带倒，哐当一声。
他根本没管。
掏出手机，走到一边，压低声音快速说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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