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呢，谁的心里都装着一堆事。
生活呢，就是道路，记者能够看到更多道路上的人。
我做了二十多年记者，早就想把经历过的奇闻怪事，见到过的大款大官写出来，现在终于可以一吐为快了。
我在说自己的事之前，先简短地说说我们吧，就是给记者们做个画像。
也许有些记者不是这样，您呢，如果也是记者，觉得不妥，那就当是例外了。
记者，写尽天下事，在国内外都被称为无冕之王。
尽管有一些事儿是不能写的，这个你懂；还有一些，只能写内参，这个你也应该懂的。
虽然这样，社会上还是有一些人戒备记者的到来，因为他们心虚，心虚就害怕记者，跟记者说话会很谨慎。
当然，大部分人愿意和我们这些当记者的人交朋友，好事可以帮他吹嘘一下，坏事也可以帮他抵挡一下。
我们这帮子人都是朋友遍天下，三教九流、方方面面。
毕竟，我们每天与人打交道，按照比例也比一般人结交的多，你说是不是。
我们这个圈子，是这样的，在外面很正经义正辞严，不是装的，就是这样，需要正经。
可在私下里，我们爱打爱闹，大多数是性格活泼开朗，喜欢讲段子、传小道消息，吃喝玩乐，荤的素的，啥都跟着掺和进去。
也有玩的大的最后进了班房，比如某成刚，也有被开除新闻队伍的，比如某福剑，但是那毕竟是少数。
我们这群人让人又爱又恨，就像有些人的评价是这么说的：媒体记者就是一群王八蛋，成事是他们，败事还是他们。
但是，我要郑重地告诉你，大部分记者是有素质的。
好歹我们也属于文化圈层嘛。
当然，当记者本身就是需要职业修养的，该问的不该问的，该写不该写的。
有一些谈不上是修养，而是规矩。
现在，不按规矩做事，恐怕是混不出个样子的，起码有些圈子是容不下一个不懂规矩的人。
我们的职业决定了能够近距离看到人间百态，有机会了解一些内幕详情。
我们行走在白天黑夜，记录着很多事件，也记录着很多的人生故事。
所以，每个记者都能讲出三天三夜的经历和感受。
记者不是官员，却了解官员，记者很难发财，却常和老板们在一起。
有人说记者就像麻将里的“会儿”，总是在关键时刻起关键作用。
这就是我们这群叫做记者的人，生活的记录者，时代的记录者。
好了，现在说说我本人吧，我当了二十几年记者，经历了纸媒、网络媒体、新媒体，可谓是记者行业里的老家伙了。
我有个师傅领我入行，后来，我师傅曾经对我说过：“要是给你个杠杆，你能跳到月亮上去。”
我不像有些记者总是喜欢给人家曝光，我还是写正面的报道更多一些，所以我的朋友也比较多。
朋友多了，无所谓好坏，但是起码了解到的各方面信息就多一些，这对记者这个职业来说是必要的。
我的笔名叫上古老黄牛，大家都叫我阿牛。
当然新闻报道的时候还是要用真名的——我的真名叫田劲。
老爸说，村里的先生给我起名的时候，是要寓意，即使是一棵草，也要疾风知劲草。
所以就起了这个名，我爸说挺好记的，就OK了。
我是七零后接近八零年代的人，所以看到美女的时候就说是八零后，跟年龄大的在一起就说是七零后。
见啥人说啥话，当记者的都这样。
记者表面上都博学，啥都懂点啥也不精。
记者应该是个杂家，这也是我师傅凡哥告诉我的。
我那个时候。
农村读大学的人也不算少，但是读个985院校，到北京读书的还不多，我是其中一个。
我读的是理科，原本跟记者不沾边的。
毕业回到滨江市，能进入报社工作，有一定的偶然性，可是按照命理推算来讲，其中也有很大的必然性。
因为我家有个亲戚在滨江市曾经是大官，跟报社、宣传部的领导们有交情，他又喜欢我的文笔文风，说我的文章比他年轻时写得好，就很乐意让我去报社，而不是去机关。
他说，我去机关工作，那就是耽误了，白瞎了。
最关键是，他一辈子为官，觉得按照我的性格不适合混迹于官场。
他还说，老田家这么多年了，喜欢舞文弄墨的，除了他，就是我，所以他希望我还是在文字这块耕作一下。
就把我推荐给报社了，报社的汪社长跟我聊了几句，然后说我是可塑之才。
此外，他没说别的。
后来，我回想起来这件事觉得很可乐，因为我不是学新闻、中文这方面的，根本就不懂新闻，连新闻的概念都不懂。
新闻到底是什么？
也是后来我师父告诉我的。
我师傅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人家汪社长不好评价我当时的情况，只能说是可塑，可以塑造。
其实，我的发展证明，老汪还是有眼力的，我的确被报社，被社会塑造的很快就成长了。
不过，我还是要感谢我师傅，是他教会我很多东西，除了写稿，还有很多混社会常识，包括那些个明规则、潜规则啥的。
我刚开始当记者那会儿，一首都是写一些小稿，即使篇幅很小，可是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报纸上，那也是激动万分。
特别是同学、朋友打来电话说，“阿牛啊，看到你的文章了。
啥时候来给我们单位写一写呀。”
听到这些，甭提多高兴，我会心花怒放，无比光荣，成就感爆棚。
那个时候年纪小，不懂得这是平台的力量，没有报社这个平台，你算啥呀？
有啥可牛的，有啥可吹的。
不过，有了成就感，我就更喜欢写东西了，更喜欢交朋友，找线索，找好玩的故事。
这也是师傅告诉我的，他说：“先给你放出去一段时间，你先自己弄上一阵子，有大稿的时候，我带你采访、写稿。”
所以，那会，我就奔走在街头，律师事务所、法院、派出所、社区，哪都去，反正拿着记者证，一般的看门大爷都不敢阻拦，都能进得去。
因为记者证上明确写着，有采访自由权利，甚至坐车、住店，去景点都有优先权，甚至有的还可以免票。
这里，我就不提那些顺道去公园不买票的糗事了，有点丢人。
这不，在街上溜达，遇到个小事挺有意思的，必须要讲一下。
有一天，我在街上走累了，就坐在修自行车的小摊旁歇一会。
一位老大爷来给自行车打气，平时都是这样，谁需要打气，自己往小盆或者纸盒里扔上一个钢镚，一角钱也行，两角也无所谓，然后，自己用打气筒，打完了走人。
可是，偏偏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我的文章后来成了一件典型的弘扬使用法律武器的好新闻。
怎么回事呢？
这个老爷子，暂且称为路人甲吧。
他自己给车胎打气，打着打着，嘭，自行车的车胎打爆了。
这可就不是一角钱的事了，需要换车胎了。
他要求修车大爷，咱们称为路人乙吧，给他免费换车胎。
路人乙老大爷不干了，“你自己打爆胎了，跟我有啥关系？”
“给你钱了，应该是你给打气，我算是替你干活。
就应该你赔钱。”
路人甲急眼了。
两人你来我往互不相让，就要撸胳膊挽袖子动手了。
就连围观的人也觉得两个人都挺有理的。
后来，路人甲说：“我要去法院告你”。
就因为一毛钱给车胎打气，他们还真把官司打到了法院了。
我写了“一毛钱引发的官司”，新闻发在报纸上，事虽小，但是，引起的反响不小。
因为这件事，我和法院的书记员王大春还成了好朋友。
搞社会新闻的那个阶段，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有不少，老百姓还挺愿意看的，就像现在的抖音小视频里的那些事。
比如，马车走在路上，碰巧马葫芦盖坏了，马失前蹄掉到马葫芦里了，怎么办？
谁该负责？
更让人哭笑不得得是，公园里中年妇女干那种色情勾当，给两个猪手就行，她就可以带你到出租房去行苟且之事。
有些老头专门去公园做这种事，有的老头去公园找乐，被老伴发现了，闹得家里鸡犬不宁，甚至有打到派出所的。
可是这种事情怎么采访呢？
我有点不太会，也找不好角度。
那个时候，我帮农民工要工钱，帮贫困小学校筹款。
跟你说，人做了好事，那种心情很爽，有一种通透的感觉。
还记得一个乡小学正在翻建，眼看冬天到了，房子的顶盖没钱建了，孩子们不能在露天地里上课呀。
校长是个老知青，找到我反映了情况，我们又开车去核实，回来后写了一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发表后打动了好几个单位的领导，他们发动捐款，两天时间就凑够了盖房子的钱，我们把捐款送到老校长的手里，她真是热泪盈眶啊。
老校长带着蘑菇木耳来感谢我，我只好收下那份沉甸甸的情义。
作为一个记者，用文章也能帮到别人，看到老师和孩子们的笑脸，我的那种心情啊，绝对是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啊。
这正是：写尽天下事，道尽人间情。
小小的记者，大大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