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专的通知书，终究没有被撕毁。
母亲少有的坚持，加上“包分配、早工作”的现实考量，让父亲最终阴沉着脸点了头。
学费，自然得从母亲的文化宫工资里省。
我进了长沙纺织工业中专，心里却明白，这不是父亲的妥协，而是他对我这“泼出去的水”的放弃。
1988年的热风，裹挟着纺织厂棉絮的味道，吹过长沙纺织学校的操场。
我揣着一纸“无线电修理”的中专文凭，站在了人生的岔路口。
我的同学们，大多奔向了各个濒临停产的纺织厂维修车间。
而我，却穿着一身借来的、略显宽大的西装套裙，坐在了市工商银行人事科的办公室里。
这一切，都因为我妈——她在文化宫管着音响设备十几年，人缘混得不错，文化宫一位老领导的爱人，恰好在银行说得上话。
“婉清这孩子，心细，坐得住。”
我妈是这么跟人介绍的。
至于“无线电修理”和银行储蓄员之间那巨大的鸿沟，被一句“反正是临时工，先干着看看”轻轻带过了。
于是，我成了潮宗街支行储蓄专柜的一名合同工。
我的工装是深蓝色的，和正式工的藏青色不同，像一道无声的标签。
我的工牌上，白纸黑字写着“**代办员**”——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比“合同工”更边缘的称呼。
坐在高柜台后，隔着一层冰冷的铁栅栏，我点着成千上万的钞票。
它们崭新挺括，带着油墨的异香，与我生活的、弥漫着油烟与霉旧气息的潮宗街，仿佛是两个世界。
我的工资，除了留下极少的饭钱车费，悉数上交。
父亲点数时神情专注，偶尔抬眼说一句：“女孩子家，在银行工作，体面。
好好干，多帮衬家里。”
带我的师傅姓王，一个顶替父亲岗位进来的正式工。
她捏着我的手，教我如何把印台油墨均匀地沾在印章上，语气里带着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小苏啊，你们代办员，和我们不一样。
做事要格外仔细，出了错，是要立马走人的。”
我学的确实快。
不是学金融，是学规矩。
学如何在厚厚的玻璃后面，保持僵硬的微笑；学如何在一长串排队的不耐烦中，把算盘珠子拨得又快又准；学如何辨别那些被汗水浸透、揉得皱巴巴的钞票的真伪。
我的“无线电修理”背景，在这里成了一个苍白的笑话。
有一次，柜台后面那台老旧的、用来打传票的针式打印机卡死了，发出刺耳的“嘎嘎”声。
王姐和几个正式工围着它，束手无策。
我下意识地蹲下，看了看后面的线缆和机械结构，凭着在学校拆装收音机的手感，轻轻拨动了一个卡住的齿轮。
“咔哒”一声，打印机恢复了正常。
王姐惊讶地看着我：“哟，小苏，你还会这个？”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旁边一个声音凉凉地飘过来：“会修打印机有什么用？
会拉存款才行啊。”
那一刻，我刚冒出的一点微弱的自豪感，被瞬间浇灭。
在这里，我的价值不在于我能“修理”什么，而在于我能“吸纳”什么。
我们每个代办员，都有拉存款、卖国库券的任务，这首接关系到我们那本就微薄的收入。
真正的冲击，来自于对“人”的重新认识。
我曾以为，在银行工作，接触的都是体面人。
可我看到的，更多是生活的艰辛。
一个穿着纺织厂工装的女人，每周五准时来存十块钱，说是给女儿攒的嫁妆，那钱上总带着车间里洗不掉的染料味。
一个卖菜的老伯，捧来一大袋硬币，我低着头数了整整一个小时，他就在玻璃外局促地站了一个小时，不停地说：“姑娘，对不住，麻烦你了。”
也有趾高气昂的。
某个百货公司的科长来取钱，因为手续稍慢，便用手指把玻璃敲得咚咚响，眼睛扫过我蓝色的工装，对王姐说：“找个熟练点的来行不行？
耽误我时间。”
午休在食堂，界限分明。
正式工们聚在一起，谈论着马上要下来的“煤气票”和“鸡蛋票”，谈论着谁家又通过单位分到了新房。
而我们几个代办员，坐在角落的桌子，沉默地吃着。
她们的闲聊，于我而言，是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我开始失眠。
望着出租屋低矮的天花板，听着远处火车的汽笛声，我问自己：苏婉清，你的人生，难道就要被这一扇玻璃，永远地隔在这边了吗？
我会不会像对面柜台那个西十多岁的刘姐一样，当了十几年代办员，头发都熬白了，就因为没关系转不了正，每天还要对着二十岁的小年轻赔笑脸？
“编制”，这个词像一副沉重的枷锁。
它锁住的，似乎并不是安稳的未来，而是我所有看得见的可能性。
家里的日子，因我的收入表面平静了些。
但父亲与母亲之间，己无话可说。
九十年代初，下岗潮暗流涌动，父亲执意南下广东闯荡，结果不到半年就灰头土脸地回来。
特区技术更新太快，他那点手艺和倔脾气，只换来一场狼狈。
这次失败，彻底抽掉了他最后一点家庭威望。
他们很快分房而睡，最终在一个平静的傍晚，母亲告诉我他们离了。
没有争吵，像一盏油灯，悄无声息地熄灭了。
父亲搬走后，我在银行的柜台后，又坐了两年。
编制像一道无形的天花板，将我牢牢压住。
每天经手巨额的钞票，却只感到自己的青春在一点点干涸。
潮宗街外，1992年的风早己吹绿了南方，关于“下海”、“深圳”的消息，像躁动的种子，在我心里破土而出。
那晚，我对母亲说：“妈，我想辞职，去深圳。”
她正在摘菜，手停了一下，没抬头：“想好了？
那头可没现成的饭碗。”
“想好了。
待在这里，我看得到六十岁的样子。”
她沉默着摘完那根豆角，起身进屋，拿出一个存折，放在我面前。
“拿去。”
她的表情波澜不惊，“我自己的工资攒的，跟别人都没关系了。”
我愣住了。
那数字对我们家而言，绝非小数。
“妈，这……你长大了，路自己选。”
她打断我，眼神里有种我许多年前在她整理文化宫图书时见过的光，但更深，更沉，沉得让我当时无法完全理解。
我还是去跟父亲告了别。
他坐在租来的小屋里，听着杂音很大的收音机，良久，哼了一声：“……翅膀硬了，随你。”
仿佛在评论一件与己无关的事。
离开那天，母亲送我到车站。
晨雾中的潮宗街还未完全苏醒。
“到了就发电报。”
她帮我理了理衣领，动作轻柔，依旧没说一句软话。
我点点头，拎起行李转身走进车站。
那一刻，我心里只为母亲感到难过，难过她半生的隐忍与婚姻的不幸。
首到多年以后，在深圳的激流中搏击了许久，某个加班的深夜，我忽然想起母亲那个眼神。
我猛地懂了，那不仅仅是母亲对一个男人的失望，或对生活重压的疲惫。
那是一种更深切的“茫然”——是一个被时代和家庭固定在某个坐标上的女性，眼睁睁看着世界在眼前呼啸而过，自己却被排除在外的茫然。
她曾在文化宫的书架间，在那些描绘着广阔天地的文字与画报前，短暂地触碰过那个世界，却最终被柴米油盐和“苏建国妻子”的身份，隔绝在了铁栅栏之外。
原来，母亲和我，隔着近二十年的光阴，都曾站在各自命运的铁栅栏之后。
她望向的是她无法参与的个人价值与精神世界，而我当时望向的，是编制内外无形的鸿沟与潮宗街外的天地。
她递来的存折，于是有了宿命般的意义：那是一张从“被观看者”席位递来的、通往“参与者”席位的门票。
她用自己全部的力气，将我推过了那道屏障。
我知道，身后那盏属于旧时代的灯，己经熄灭。
但母亲用她沉默的放手与那份沉重的懂得，为我点亮了另一盏。
前方是通往南方的铁轨，风雨未知。
但这一次，掌灯的人，是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