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的星辰周明林婉如免费小说全文阅读_免费小说在线阅读纸上的星辰周明林婉如

1956年的上海，四月天已经带了点热意。复旦大学的香樟树发了新叶，绿得透亮，

风一吹，叶子“沙沙”响，像有人在耳边说话。林婉如抱着一摞《苏联文学选》往宿舍走，

白衬衫的袖口挽到小臂，露出细瘦的手腕，辫子上系着的红绳，随着脚步轻轻晃。“婉如！

等会儿！”身后传来同学张小梅的声音，她跑过来，手里攥着块花布，脸红红的，“你看，

我娘给我寄的布拉吉料子，粉花的，说是今年最时兴的！晚上中苏友谊舞会，我就穿这个！

”林婉如停下脚步，看着那块花布——浅粉色的底，印着小小的向日葵，布面软乎乎的，

是上海国营布店才能买到的紧俏货。她心里有点痒——长这么大，她还没穿过布拉吉。

家里是普通职员家庭，娘总说“女孩子穿布褂子最体面”，她的衣柜里，除了校服白衬衫，

就是灰布褂子，连件带花的衣裳都没有。“舞会你去不去啊？”张小梅拽着她的胳膊，

“听说留苏回来的周明老师也去！周老师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节课，

你不是听得最入神吗？”林婉如的脸有点热。周明老师刚调来学校半年，二十七八岁，

戴一副黑框眼镜，讲课时总爱把袖口挽起来，露出手腕上的机械表——据说是在苏联买的。

他讲保尔·柯察金的时候，眼睛亮得像有光，说“青春就是要为理想燃烧”，

林婉如坐在第一排，听得心口“怦怦”跳，手里的笔记本上，记满了他说的话，

连他偶尔咳嗽的停顿，都悄悄画了小记号。“我……我没有布拉吉。”林婉如低下头，

声音有点小。张小梅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傻样！没有布拉吉怕啥？穿校服也行啊！再说，

你不是有件蓝布连衣裙吗？去年夏天你穿过的，配双白球鞋，好看！

”林婉如想起那件蓝布裙——是娘用父亲的旧制服改的，领口有点大，她自己缝了个小翻领，

虽然不是布拉吉，却也是她最体面的衣裳。她咬了咬唇，点了点头：“那……我去。

”晚上的大礼堂，跟平时完全不一样。墙上挂着“中苏友谊万岁”的横幅，红底黄字，

格外鲜艳；两边的墙上，贴着手绘的斯大林和毛主席像，

像框周围绕着纸折的葵花；地上撒了层滑石粉，踩上去“沙沙”响，算是临时的“舞池”。

录音机里放着《喀秋莎》，旋律欢快，一进门就裹着热气扑过来。

女生们大多穿了布拉吉——粉的、蓝的、浅黄的，裙摆一旋，

像一朵朵花；男生们穿的中山装，有的还系了红领巾，是学校少先队的辅导员。

林婉如站在门口，有点局促，蓝布裙在一片花衣裳里，显得格外素净。她正想找个角落坐下，

突然有人拍了她的肩膀。“林婉如同学？”是周明老师。他穿了件藏青色的中山装，

袖口依旧挽着，眼镜片反射着礼堂的灯光。他手里端着两杯白开水，

递了一杯给她：“怎么站在这儿？不跳舞吗？”林婉如接过杯子，指尖碰到杯壁，有点烫。

“我……我不会跳。”她小声说——其实不是不会，是不敢，怕自己的蓝布裙太寒酸，

怕踩错了步子招人笑。周明笑了，眼角弯了弯：“我也不太会。苏联的交谊舞，

跟咱们这儿的秧歌不一样，我在莫斯科学的时候，总踩女伴的脚。”他顿了顿，指了指舞池，

“你看，大家都在学，没人笑话的。要不要试试？”林婉如抬头，

看见他眼里的光——跟讲课时一样，亮闪闪的，没有一点老师的架子。她咬了咬唇，

点了点头。周明伸出手，掌心干燥温暖。林婉如犹豫了一下，

把自己的手放上去——她的手有点凉，指尖微微抖。他牵着她走进舞池，脚步放得很慢，

轻声说：“跟着我的步子，左脚，右脚，慢慢来……对，就这样。

《喀秋莎》的旋律在耳边响着，林婉如盯着周明的鞋尖——黑色的布鞋，鞋面有点磨白，

跟他的中山装一样，朴素却干净。她不敢抬头，怕看见周围人的目光，

可周明的声音轻轻落在她耳边：“别紧张，看我的眼睛。你知道吗？在莫斯科，

冬天的舞会都在雪地里办，大家穿着大衣跳舞，雪花落在头发上，像戴了白花儿。

”她忍不住抬头，撞进他的眼睛里——镜片后的眼睛，温和又明亮，像春天的太阳。

“周老师，您在苏联的时候，是不是也常去舞会？”她小声问。“嗯，偶尔去，”周明笑了，

“大多时候在图书馆，看屠格涅夫的书，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那时候总想着，

等回国了，要把苏联的好书，都讲给学生们听——讲保尔的坚强，讲拉赫美托夫的执着，

讲年轻人该有怎样的理想。”“那……您觉得，我们的理想，该是什么样的？”林婉如问。

她想起自己的理想——想当一名作家，写上海的弄堂，写校园里的香樟树，写像周老师这样，

眼里有光的人。可她不敢说，怕被人说“资产阶级情调”，怕被说“不务正业”。

周明的脚步顿了一下，随即又继续慢慢跳着，声音压得更低了：“理想没有固定的样子。

不是说只有去工厂炼钢、去农村种地才叫理想——写文章，教学生，

甚至只是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只要心里有光，有对生活的热爱，就是好理想。就像这舞会，

不是为了‘洋气’，是为了让大家记得，年轻人该有年轻人的样子——活泼，热情，

敢想敢说。”林婉如的心“怦怦”跳得更厉害了。这话，她从来没听过——在家里，

娘总说“女孩子要安分”；在学校，辅导员总说“要把个人理想融入集体”。可周老师说，

理想可以是自己的，可以是柔软的，可以是关于“热爱”的。她看着舞池里旋转的布拉吉，

看着男生们笑着踩错步子，突然觉得，这夜晚真好——暖乎乎的，亮堂堂的，

连空气都带着甜。舞会散了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周明送林婉如回宿舍，

两人走在香樟树下的小路上，没怎么说话，只听见风扫过树叶的声音，

还有远处宿舍区传来的零星笑声。快到女生宿舍楼下时，周明停下脚步，

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小的书，递给她——是一本泛黄的《叶甫盖尼·奥涅金》，

封面上有钢笔写的名字，是周明的。“这本书，你要是喜欢，就拿去看，”他说，

“里面有我画的批注，要是有不懂的，随时可以问我。”林婉如接过书，指尖碰到他的手指，

又赶紧缩回来。“谢谢周老师。”她小声说，脸又红了。周明笑了笑，挥挥手：“快回去吧，

早点休息。”林婉如跑上楼，趴在宿舍的窗台上往下看——周明还站在香樟树下，

朝着她的方向望了一眼，然后才转身走了。月光落在他的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像一条温柔的线，牵在她的心上，她坐在书桌前，翻开那本《叶甫盖尼·奥涅金》，

扉页上有周明的字：“青春不是用来沉默的，是用来燃烧的。”她拿起笔，

在自己的日记上写：“今天去了舞会，跟周老师跳了舞。他说，理想没有固定的样子，

只要心里有光。舞池里的布拉吉很好看，可我觉得，我穿蓝布裙也很好。我们跳的不是舞，

是自由的呼吸——是不用怕被说‘出格’，不用怕被说‘不务正业’，只是安安静静地，

做个喜欢读书、喜欢想心事的年轻人。”一、出版社的绿漆桌1959年的上海福州路，

在上海人民出版社里，空气总飘着油墨和浆糊的味道。林婉如坐在靠窗的绿漆木桌前，

手里攥着红铅笔，正在改一本叫《钢铁洪流——上海机床厂先进事迹》的稿子。

桌角磕掉了一块漆，露出里面的木头纹路，搪瓷缸子上印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是去年单位发的年终福利。她毕业三年了，分配到出版社当编辑，专门负责工农兵题材。

每天的工作就是改稿子——把“我觉得”改成“我深刻认识到”，

把“车间里很热”改成“火热的生产一线锤炼着我们的意志”，把所有带点私人情绪的句子，

都磨成符合“宣传口径”的平光镜。办公室里很静，只有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

还有斜对面老顾翻文件的响动。老顾是她的丈夫，比她大五岁，在资料室管档案，

性格像块浸了水的海绵，软乎乎的，没脾气。他们是去年经同事介绍认识的，见了三次面，

双方家长都觉得“合适”，就领了结婚证。婚房是出版社分配的小平房，在弄堂深处，

十平米，摆了张木板床、一个衣柜，还有个煤球炉。每天早上，

老顾会提前半小时起来生炉子，煮玉米糊糊；晚上回来，他会把煤球封好，怕夜里灭了，

第二天不好点。林婉如想帮着做，他总说：“你白天改稿子费脑子，歇着吧，这些活我来。

”他是个好人，周到，踏实，可林婉如总觉得，

他们之间隔着点什么——像隔着一层蒙了雾的玻璃，能看见彼此的影子，却摸不到温度。

有次晚上，她翻出那本《叶甫盖尼·奥涅金》，坐在灯下想读两句，老顾端着洗脚水进来，

看见书皮上的俄文字母，愣了一下：“这是……外国书？”“嗯，大学老师送的。

”林婉如赶紧把书合上，塞进枕头底下。老顾没多问，只说：“别看得太晚，对眼睛不好。

”他从来没问过书里写了什么，也没问过她大学时的事——在他眼里，

那些“过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好好上班，好好过日子，别出岔子。那天下午，

主任敲了敲她的桌子：“婉如，跟我去趟社长办公室，有个新任务。

”社长办公室比他们的办公室大，墙上挂着大幅的“大跃进”宣传画，社长坐在皮椅上，

手里拿着份文件：“上级要求我们编一套《知青下乡模范故事集》，

派你去西北采访——甘肃酒泉那边，有个上海知青点，出了个‘扎根农村’的典型，

叫赵小梅，你去把她的事迹写出来。”林婉如心里“咯噔”一下——西北。

周明老师被调去的地方，就是西北。这三年，她没敢打听他的消息，

怕被人扣上“跟问题人员挂钩”的帽子，可每次听见“西北”两个字，心口还是会抽一下。

“怎么了？有困难？”社长看她愣着，追问了一句。“没……没有，”林婉如赶紧点头，

“我马上准备。”回去的路上，老顾在楼梯口等她，手里攥着个布包：“听说你要去西北？

我给你收拾了点东西——两件打了补丁的衬衫，还有这包炒面，路上饿了能吃。那边冷，

我把我那件厚棉袄也给你带上。”他说着，打开布包，里面整整齐齐叠着衣服，

炒面装在一个铁皮罐里，盖得严严实实。林婉如看着他的手——指关节有点肿，

是常年翻档案、整理文件磨的，心里突然有点酸：“老顾，谢谢你。”“跟我客气啥，

”老顾笑了笑，露出两颗小虎牙，“路上小心，到了那边给我拍个电报，别让我担心。

”出发那天，上海站挤满了人，大多是去外地支援建设的工人和知青。

林婉如背着老顾的厚棉袄，手里拎着铁皮罐，挤在绿皮火车的过道里，

闻着汗味、泡面味和煤烟味，心里空落落的。火车开动的时候，她往窗外看，

福州路的老房子慢慢往后退，出版社的绿漆桌、老顾的玉米糊糊、香樟树的影子，

还有那年舞会的暖光，都揉成了一团模糊的雾。火车走了三天三夜，越往西走，天越蓝，

树越少，最后连房子都变得稀稀拉拉的。到酒泉的时候，是早上，风刮在脸上，像小刀子，

地上的土是黄的，连空气都是黄的——跟上海的绿，完全是两个世界。知青点在公社旁边，

一排土坯房，墙上刷着“扎根农村，建设边疆”的标语。赵小梅是个十七岁的姑娘，

剪着短发，脸晒得黝黑，看见林婉如，搓着手说：“编辑同志，你可来了！俺们这地方偏，

委屈你了。”林婉如跟着她进了土坯房，里面空荡荡的，就一张土炕，一个木箱，

墙上挂着个毛主席像。赵小梅给她倒了碗开水，水有点浑，飘着点水垢：“俺们这儿水硬，

你别嫌弃。”“不嫌弃。”林婉如喝了一口，水有点涩，却很暖。接下来的半个月，

她跟着赵小梅下地——早上四点多起床，去地里割麦子，中午啃干馍，就着咸菜，

下午接着干，直到太阳落山。赵小梅的事迹很“典型”：放弃上海的工作机会，主动下乡，

带头搞“丰产田”，还帮着村里的五保户挑水、磨面。林婉如按要求写稿子，

把她的话都改成“为人民服务”的调子，可写着写着，

总想起赵小梅私下跟她说的话：“俺其实有点想俺娘，想上海的生煎包，

想弄堂里的路灯……”那天采访完，林婉如想找个地方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