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梁家的穷，在村里是写在别人心里的。
别人家的土墙顶多斑驳些，我家的墙却爬满了岁月的裂痕，像爷爷脸上深一道浅一道的皱纹。
爷爷梁福在队里当了二十年会计，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却总也算不过人心。
每逢分粮，我家的麻袋总是瘪得最快；轮到摊派，我家的任务总是重得压弯扁担。
奶奶杨臻是个炮仗性子，一点就着。
她常举着扫帚满院子追爷爷，骂声震得梁上的灰簌簌地落：“你这软柿子，活该被人捏来捏去！”
爷爷从不还嘴，只蹲在门槛上，一锅接一锅地抽着旱烟。
烟雾缭绕中，他的背影单薄得像张旧报纸，仿佛风一吹就能飘走。
父亲的降生，在这个沉闷的家里像个炸雷。
他是老幺，却比谁都野。
夏天的河沟是他的天下，一个猛子扎下去，总能摸到最肥的泥鳅。
田埂上的野狗见了他都要绕道走，邻村的孩子更是不敢招惹。
有一回，几个半大小子笑我们梁家是“填不满的穷坑”，他二话不说，抡起石头就砸，鲜血顿时染红了对方的衣领。
爷爷提着半篮鸡蛋去赔罪，那是我们家攒了半个月要换盐的。
父亲梗着脖子不肯认错，奶奶抄起荆条往他身上抽，一道道红痕像蜈蚣爬满脊背，他却咬碎了牙也不肯掉一滴泪。
说来也怪，这野马般的性子，偏配了个灵光的脑子。
村小的老师踩着泥泞踏进我家低矮的土坯房，说建军是块读书的料，考县中十拿九稳。
奶奶的眼睛亮了一瞬，随即又暗下去——米缸己经见了底，哪还有余粮供一个学生？
最让奶奶寒心的是，当大伯和姑姑相继辍学后，这个成绩最好的老幺，竟也把书包往灶膛里一扔：“读书能当饭吃？
像爹一样，读烂了算盘还不是要受气？”
奶奶举着的扫帚悬在半空，最终缓缓落下。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个要强的女人在她最疼的小儿子面前落了泪。
十六岁那年，父亲揣着五块钱去了镇上。
九十年代的农村正在变革的风口浪尖，他一头扎进了街头混混堆里。
他留起犀利的短发，穿上花衬衫，骑着二手摩托在青石板路上呼啸而过。
村里人都在背后指指点点：“老梁家完了，出了个二流子。”
只有奶奶在煤油灯下缝补他撕破的衣角时，会喃喃自语：“我儿心里苦啊。”
转机发生在他二十几岁那年。
成了家，我的小哥也来到了世上。
小哥和那位阿姨经常生病，医药费占据了生活的一大半。
小哥那个皱巴巴的小脸像根针，一下子扎醒了他浑浑噩噩的梦。
天还没亮，他就收拾行囊去了外省闯荡。
在机器轰鸣的工厂里，他弓着腰学修理，油污深深浸入指甲缝，再也洗不干净。
老师傅嫌他野性难驯，他就整夜蹲在废旧机床前捣鼓，首到双手磨出厚厚的老茧，终于摸透了这些铁疙瘩的脾性。
我爸的脾气在年轻时，有可能是家庭的影响，也有可能是闯荡社会的后遗症，脾气非常不稳定。
那位阿姨对上班又非常抵制，经常以各种理由拒绝上班。
没过多久，他们就离了婚，小哥跟着爸爸生活。
命运的齿轮在修理车间再次转动。
他认识了我母亲——一个同样离异的女工。
他们的爱情没有花前月下，只有相濡以沫的温暖。
母亲常说，有次他修机器到凌晨，却把食堂发的肉包子焐在怀里带给她。
包子己经冷了，可她的心是暖的。
“你爸啊，”母亲笑着说，“就像他修的机器，外表冷硬，里头烫着呢。”
我出生时，父亲己经三十七岁了。
接生婆把我递过去时，这双修过无数精密仪器的手，竟抖得抱不稳一个婴儿。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久到母亲都以为他魔怔了。
最后，他对母亲说：“这闺女，我要让她活得像个人样。”
他确实在践行这个承诺。
常年弯腰修机器让他的脊背微微佝偻，但他把挺首的脊梁都给了我。
他会用拧螺丝的手指，笨拙地为我扎羊角辫；会用辨听机器故障的耳朵，敏锐地捕捉我的每一声咳嗽。
最让我触动的是他与爷爷的和解。
那年秋天，队里又想占我家的便宜，爷爷蹲在门槛上闷头抽烟。
父亲默默走过去，挡在爷爷身前。
他不说话，只是冷冷地扫视着众人。
那些原本气势汹汹的人，竟一个个讪讪地退了回去。
奶奶站在灶房门口，看着这一幕，终于放下了挥舞半辈子的扫帚。
她的小儿子，终于长成了能遮风挡雨的墙。
如今，我常看他坐在院子里修理农具。
夕阳给他的银发镀上一层金边，那些关于他的传说——河沟里的王、街头不要命的少年、车间最倔的学徒——都融化成了他眼底的温柔。
他的手依然稳健，拧紧最后一颗螺丝时，会习惯性地在裤腿上擦一擦。
暮色西合，炊烟袅袅升起。
母亲在厨房里忙碌，锅碗瓢盆碰撞出温暖的声响。
父亲放下工具，朝屋里走去。
他的背影不再挺拔，却像一座沉稳的山，守护着这个他用心血筑成的家。
陌上荆棘，终成檐下暖光。
这是一个男人用半生走过的路。
他曾在贫瘠的土壤里野蛮生长，最终把所有的刺都化作了守护家的茧。
而我知道，这茧里裹着的，是他从未说出口的，如大地般深沉的深情。
晚风拂过院角的枣树新枝，那是父亲后来亲手补种的，如今己亭亭如盖。
树影婆娑间，我仿佛看见时光倒流——那个野性的少年从河沟里抬起头来，浑身滴着水珠，眼睛里却装着整片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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