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毛肚运送二手神明的活计，***了三个月。
首到某个凌晨，在文锦渡口岸附近一条连路灯都吝啬的小路上，我被两个“蓝帽子”拦下。
电单车后座捆扎严实的纸箱，在强光手电筒下无所遁形。
勇哥的电话再也打不通，后来才听说，他那家“靖轩实业”一夜之间卷帘门拉到底，人去楼空，只留下一地狼藉的茶渣和空纸箱。
我又失业了。
银行卡里攒下的万把块钱，在付完下季度房租后，迅速消瘦。
黄贝岭的握手楼不关心个人的命运，它只沉默地吞噬着一批又一批怀揣梦想或绝望的年轻人。
焦虑像深圳回南天的潮气，无孔不入地渗透进我六平米的房间。
不能再等。
我重新趴在网上搜寻，目光掠过那些标注“高薪诚聘”的陷阱。
最终，一则要求古怪的招聘吸引了我的注意：“招代购，需熟悉中英街情况，体力好，反应快，能接受非常规工作时间。
日结，薪酬面议。”
中英街。
那个一半属于深圳、一半属于香港沙头角的神秘之地。
一条不到250米长的街道，界碑分立两侧，曾是改革开放初期无数“淘金客”梦想起航的地方。
联系人是位声音沙哑、被称为“霞姐”的女人。
见面地点约在中英街历史博物馆附近的一家凉茶铺。
她五十岁上下，皮肤黝黑，眼神锐利得像能剥开核桃，手里盘着一对油光水滑的核桃。
“规矩很简单。”
她没寒暄，首入主题，“早上跟我进关，我买什么，你拿什么。
多看，多记，少问。
让你跑，就别回头，东西扔了也得跑。
一天五百，被抓了，自认倒霉，我不管。”
报酬比送神像还高，风险显而易见。
但我需要钱，需要快钱。
我点了点头。
于是，我成了中英街里一名不见经传的“影子舞者”。
我们的工作日从清晨五点开始。
霞姐有办法弄到多次往返的特许通行证，而我则用我的深户身份证办理一次性通行证。
在游客大军尚未涌入之前，我们己穿梭于那些狭窄的店铺之间。
霞姐是这里的活地图和物价扫描仪。
哪家药房的黄道益活络油最新鲜、价格最抵；哪家百货店的奶粉是刚到的货，扫码价和实际成交价差多少；甚至哪家金铺的店员查得松，可以多塞几条金项链，她都一清二楚。
我的角色是“人力骡子”。
霞姐负责用极快的语速和隐蔽的手势与店主完成交易，大包小包的物品瞬间转移到我的手上、肩上、以及特制的宽大外套内衬里。
奶粉、药品、化妆品、电子产品、奢侈品包……一切有价差的东西都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像蚂蚁搬家，一次次将货物从中英街的港方一侧，快速搬运至深圳一侧的接应点。
那里有另一批人接手，货物旋即消失在庞大的物流网络里，发往内地各个城市。
中英街是一条被时间和政策扭曲的奇特街道。
一侧是简体字的招牌，一侧是繁体字的标记；一侧的网络信号来自中国移动，走几步可能就跳成了香港的CSL。
游客们兴奋地在界碑旁拍照，购买着象征性的纪念品。
而我们，则在游客和巡逻人员的缝隙里，进行着无声而高效的搬运。
空气里弥漫着鱼蛋的香味、药油独特的气味，以及一种无形的、紧绷的张力。
霞姐极少说话，指令短促如电报：“左。”
“停。”
“快。”
“散！”
我学会了用眼角余光观察巡逻人员的动向，学会了从游客的分布判断哪条小巷更安全，学会了用最合理的姿势背负远超自身体重的货品奔跑。
我的肌肉酸痛无比，但神经终日高度紧绷。
利润巨大，风险亦然。
我亲眼见过一个同行因为携带太多手机被查获，货被没收，人上了黑名单，痛哭流涕。
也见过两帮不同团伙因为争抢货源在狭窄的巷道里推搡对峙，气氛剑拔弩张。
有一次，为躲避突然的检查，霞姐拉着我猛地钻进货仓背后一条仅容一人通过的黑暗夹缝。
我们紧贴着冰冷潮湿的墙壁，能清晰地听到检查人员的脚步声和对话声就在咫尺之外。
黑暗中，只有霞姐粗重的呼吸和我的心跳声。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一只阴沟里的老鼠。
检查人员走后，霞姐抹了把额头的汗，居然低低地笑了一声，塞给我一盒刚才慌乱中挤扁了的巧克力：“请你食。
呢度就係咁，撑得住就食肉，撑不住就食屎。”
——这里就是这样，撑得住就吃肉，撑不住就吃屎。
我嚼着变形的巧克力，甜腻中带着一丝苦涩。
我到底在干什么？
曾经的“搞钱”梦想，怎么就变成了在法律的灰色地带疲于奔命？
某个下午，霞姐突然让我单独去街口一家很小的药店取一盒“特效药”。
那药价格高得离谱，而且老板神色紧张，交接速度快得异常。
我本能觉得不对劲，但还是硬着头皮接了。
返回途中，后背的汗毛莫名立起。
我猛地回头，瞥见两个穿着普通但眼神锐利的男人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
不是常见的巡逻人员。
是“钓鱼”的？
肾上腺素瞬间飙升。
霞姐教的所有应对方案在脑子里轰然炸开。
没有时间思考。
我抱着那盒烫手的“药”，猛地扎进旁边一家拥挤的化妆品店，利用货架的遮挡，迅速将药盒塞进一个无人看顾的购物篮，然后头也不回地从另一个出口挤出，快步混入旅行团的人流中，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腔。
我绕了很远的路才回到接应点，脸色肯定苍白得可怕。
霞姐看了我一眼，没问药，只递给我一瓶水：“今日收工。
钱照俾。”
后来才知道，那段时间严打，便衣多了很多。
我侥幸躲过一劫。
那晚，我躺在吱呀作响的床上，看着天花板上斑驳的水渍，久久无法入睡。
白天那种被追逐的恐惧感挥之不去。
搞钱，搞钱……在深圳搞钱，难道真的要踩着钢丝，游走在掉下去的边缘吗？
第二天，我找到霞姐，想说我不干了。
没等我开口，她先递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比说好的多。
“后生仔，你醒目，脚头快。”
她难得地多说了几句，“呢条街，就快变天了。
以前係揾食，而家係搏命。”
——这条街，就快变天了。
以前是找饭吃，现在是搏命。
她点了根烟，眯着眼看着中英街尽头那棵大榕树：“我做了十几年，见过太多人。
有嘅发咗达，上楼做老板；有嘅折咗进去，一世有案底。
深圳就係咁，机会同风险，永远孖生。”
——有的发了财，上岸做老板；有的折了进去，一世有案底。
深圳就是这样，机会和风险，永远是双胞胎。
“你想清楚。”
她说，“呢度钱来得快，但未必长久。
你同我唔同，我冇得选，你仲有。”
我捏着那叠厚厚的钞票，它们沉甸甸的，带着汗味和某种难以言说的重量。
我最终没有立刻离开。
但我开始下意识地观察那些中英街的老面孔。
那个总是坐在街角修补鞋子的老人，那个推着小车卖钵仔糕的阿婆，那些和霞姐一样眼神精明、步履匆匆的“水客”……他们构成了这条传奇街道的另一种底色，一种在官方叙事之外，粗糙而真实的生存图景。
我又干了几天，更加小心翼翼。
每次顺利过关，拿到现金时，那种短暂的充实感依然能压过恐惧。
但那个念头越来越清晰：这绝非长久之计。
深圳的太阳每天照常升起，照亮地王大厦的玻璃幕墙，也照亮中英街斑驳的界碑。
它不关心谁一夜暴富，也不关心谁黯然离场。
我需要搞钱，但我更需要找到一条能让我晚上睡得着觉的路。
下一次穿过中英街那道沉重的关口时，我回头望了一眼。
阳光下，那条小街依旧喧嚣忙碌，像一出永不落幕的戏剧。
而我，这个短暂的影子舞者，是时候该寻找下一个舞台了。
只要还在深圳，搞钱的脚步，就不能停。
